原标题：当理性的极客成为衰老的养蜂人

◎章利新

据说，福尔摩斯是世界上被搬上银幕次数最多的小说人物。他远远超出了侦探小说的范畴，而成为一个在各领域广泛流通的文化符号，代表着理性、智慧、真相和正义。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源源不断的各种改编基本上都是在认同这个符号的基础上添油加醋完成的。

2015年，导演比尔·康顿的电影《福尔摩斯先生》却要做一个“解构”的尝试。电影虚构了福尔摩斯晚年生活的境遇，虚构了令他一直愧疚的“最后一案”，以及他和日本人梅崎交往的故事……一切旨在剥离我们对福尔摩斯习以为常的刻板印象，创造一个反省的温情的普通养蜂人福尔摩斯。

当福尔摩斯老去

1947年，93岁的福尔摩斯隐居在苏赛克斯郡已经30多年了，过着养蜂人的田园生活。这是一个不戴猎鹿帽、不叼烟斗的福尔摩斯，经常嘲笑华生在探案故事中对他的随意想象，同时他正和不断衰老的身体、不断退化的记忆做斗争。

选择虚构晚年生活，把故事的核心从“头脑”切换到“身体”，正是解构福尔摩斯的绝好角度：一个一向凭绝顶聪明的头脑化解一切困难和谜题的侦探，此刻不得不向自己的身体低头，不得不让身体成为生活的重心。

正是衰老的身体，使福尔摩斯直面死亡，扎根现实，不得不接受别人的照顾，从而和罗杰、门罗夫人建立起紧密的、日常的生活关系。

与之相比，作为侦探的福尔摩斯长期习惯了和他人在工作中形成的对象化的关系：助手、客户、嫌疑人……生活被缩减为一个内容：分析线索、寻找真相。而他一直处在这种关系的核心或制高点上。

然而，在晚年的日常生活中，他被还原为一个需要照顾、需要打发时间、需要聊天的普通老人。从前的孤僻、不近人情，以及智慧带来的优越感，在这种生活中也被慢慢改变，集中体现在他和门罗夫人的关系变化中。

这种变化的核心是，福尔摩斯慢慢摆脱了理性主导的侦探思维模式，从而对生活和人性有了更丰富、更深入的理解。这也让他对“最后一案”的艰难回忆和反省，变得格外动人。

虚构的最后一案

“最后一案”的故事是完全独立于《探案集》的全新虚构，发生于1918年一战结束，同时也是华生离开之后。在这个案件中，孤独的福尔摩斯遇到了孤独的安，但他并没能理解安的孤独。即使在他准确地分析出安故布疑踪，并有自杀准备后，面对安作为孤独者的邀请，福尔摩斯冷漠地拒绝了。不久，安自杀。

福尔摩斯本来能够拯救一个人，而不只是发现一个真相。这个案件沉重地打击了福尔摩斯，让他退隐田园。在生命的最后时日中，为了纠正华生对这个“玻璃琴案件”的不实叙述，也为了他最后的读者罗杰，福尔摩斯决心重新记下案件真实脉络。在这个过程中，老年福尔摩斯得以重新理解安的孤独处境，以及人性的复杂一面。

在两人最后的对话中，福尔摩斯说：“我这辈子一直很孤独，但我的思维能力是一种补偿。”安问：“但这就足够了吗？”

对于安的问题，晚年福尔摩斯得出否定自己的答案：人只有理性远远不够，人性是不能仅用逻辑去解释的谜。除了作为理性思考者，人更是始终面对死亡的孤独者，所以他会绝望，所以他需要爱人、朋友甚至逝者的安慰和陪伴，需要比真相更多的东西。

至此，电影已经把解构推进到福尔摩斯核心符号涵义的层面，老年福尔摩斯正在颠覆福尔摩斯形象本身。

福尔摩斯形象的解构

福尔摩斯的形象诞生于19世纪末的英国，正值维多利亚统治时期，是英国历史上两次工业革命后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技术发明浪潮汹涌，大众信仰科学进步，对于现代工业世界充满了乐观和信心。

福尔摩斯是那个时代的信念的化身。小说中，他深居简出，除了办案外，整天在屋子里做实验。他没有家庭，拒绝女性。他的思维方式是纯理性的，从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及偏见，他将一切有碍于理性思维的因素排斥于生活之外。用小说中的话来评价的话，“福尔摩斯这个人有点太科学化了，几乎近于冷血的程度”。

神探福尔摩斯形象的核心是对科学理性的崇拜。爱因斯坦在《物理学的进化》的开头就把在自然界里发现秘密的科学家比作福尔摩斯式的侦探。他写道，对于阅读自然这本书，科学家“既是读者，又是侦探，他得找寻和解释（哪怕是部分地）各个事件之间的联系”。

《福尔摩斯先生》的核心主题就是对科学理性的反省，并且这种反省不止停留在老年福尔摩斯的个人人生感悟之上。“最后一案”的背景是一战，广岛之旅的背景是二战，这让电影的反省主题触及历史和政治的深度。

1947年，为了寻找有抗衰老功能的岩山椒，福尔摩斯在梅崎的邀请下来到广岛。他目睹了广岛在原子弹爆炸后的惨状，也感受到日本人的亲情关系和对逝者的态度，但他也“侦探出”梅崎的别有用心，并以他一贯的冷傲自负、以无情的真相打击了梅崎对父亲的好奇心。

在此，导演试图让观众发现：日本人梅崎在福尔摩斯那里受到的伤害，和广岛受到原子弹的伤害，有某种相似之处。如果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冰冷的理性关系（利弊、真伪的简单计算），那么科技只能成为彼此伤害的工具，世界将是多么可怕。

得知广岛遭原子弹袭击后，爱因斯坦开始后悔推动原子弹的研究。1948年7月，爱因斯坦在写给“国际知识界和平大会”的信中说道：“我们从痛苦的经验中懂得，光靠理性还不足以解决我们社会生活的问题。”在20世纪，大量思想家对技术进步和理性工具化的反思，也都已经成为我们宝贵的文化资源。

在电影的结尾处，在经历了和门罗夫人关系的紧张和谅解、“最后一案”的重新梳理之后，老年福尔摩斯完成了彻底的转变，放弃了对真与知的理性偏执，成为一个真正的普通养蜂人，懂得生活需要像蜜蜂一样在共同体中汲取和给予意义和温暖。或许，最终他在门罗夫人和罗杰的照顾下第一次找到家的感觉。

最后，他提笔给梅崎写信，为他虚构一个父亲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寄托着他的善意、歉意，以及对人性的新认识。

总体而言，《福尔摩斯先生》即使仅凭精湛的表演、精致的叙事也已经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创造一个解构福尔摩斯的老年版福尔摩斯，这一基本立意更是给人巨大惊喜，为我们审视福尔摩斯形象的符号涵义打开巨大的思想空间。